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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外培训机构,该怎么管
发布时间:2021-04-21 16:00  来源:中国青年报  

整顿校外培训机构,减轻学生和家长负担,是今年教育部的重点工作,也是一个“老大难”问题。为什么各种培训班屡禁不止?为什么孩子们的负担总是减不下来?整顿校外培训机构,不是一场“运动式”的行动,关涉教育结构的深层次改革。依赖社会各方面、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,才能从消除社会根源着眼,逐步、稳妥、渐进地扭转“校外培训乱象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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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校外培训的洪流是怎样汇聚而成的

一段时间以来,各级部门出台了系列严格规范校外培训的治理政策和行动,较好地遏制了占坑班、超时超难培训、培训机构携款跑路等难题。然而,由于相当数量的中小学生依然在参加校外培训,切实减轻学生学习负担、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的治理目标并未完全实现。校外培训不规范、挤占大量课余时间,其重要原因在于未能充分实现家、校、社协同,特别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协同。

校外培训屡禁不止,部分原因在于学校教育主阵地未能发挥好作用。资深教育家顾明远先生甚至惊呼:“培训机构正在代替学校”“不能任由培训机构‘绑架’学校。”学校教育作为教育主阵地,特别是知识教育主阵地功能有所弱化,从知识学习的时间、难度和环境营造上,向家庭教育和家长转嫁了太多压力。

一方面,学校教育的时间安排与家庭教育存在错位。下午3点半放学的政策设计,其初衷是让学生们获得充分的体育活动、自主学习和游戏的时间,而如果在职父母下午5点半下班,父母要接到孩子进行家庭教育,至少存在两个小时的时间空档。不少家庭为此不得不用“校外培训”来弥补。

另一方面,学校教育教学的难度和强度不适应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要求,特别是对学生的能力考察要求。随着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推进,传统考试对学生知识记忆、重复和再现的考察,逐步被理解、记忆和综合运用能力所取代,而这显然需要学生花更多时间和精力,掌握更有效的学习方法,也提出了更高的学习环境与基础设施要求。

比如,在运算知识的考察上,不再是简单的要求学生计算8+4=?的结果,而是通过情景来考察:“妈妈做了美味的蛋挞,小明吃掉了4个,还剩8个,请问妈妈一共做了多少个蛋挞?”不得不说,这样的考察形式契合数学思维和数学运用能力的学习要求,是教育观念转变、教学方法和水平的提升。这其中,读懂题目、能理解每一个词语,也是对家庭教育的考察。小学一年级的儿童可能不认识“蛋挞”和“剩”的含义,这需要教师或家长读题、加强课后阅读来解决。

此外,部分家庭的知识教育配合能力弱,家长学历不高或工作繁忙。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校外培训,包括以“应试”导向为主的学科辅导培训。放下工作养不起孩子,拿起工作陪伴不了孩子,是不少城市家庭、留守儿童家庭的现实处境。一些家长即便努力兼顾子女的家庭教育,居家工作或把孩子带到工作场所看管,但因为子女没有独立的、安静的学习场所,面临明显的空间冲突。

就学校教育来说,部分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不够。“不允许在职在编教师参与有偿补课”的政策立意是为了遏制“课堂不教课外教”乱象。然而,由于教师队伍年龄结构、职称结构不适应教育教学改革和教育质量提升需求,部分年长、高职称临退休教师缺乏改革教学方法的积极性,中青年教师奋战在教学一线,收入受制于职称,评优的指标和名额也稀缺,使得部分师德有缺的教师“课堂不教课外教”。

此外,难免有部分学生跟不上学校正常教学进度,产生了“补差”的市场需求。江苏省某大型学科培训机构负责人预测道,在校外培训机构规范管理的政策背景下,未来的校外培训市场将是个体教师作坊式培训,即以住所为教学空间,针对差学生开展补课培训,与大型培训机构并存,而中小型、欠规范运营的培训机构愈加难以生存。

校外培训屡禁不止,家长教育观念失之偏颇也是重要原因。比如,国家出台了关于发展体育、美育的系列政策文件,有的家庭就开始报跳绳班,一分钟跳120个,达到满分要求了还不满足,要求孩子一分钟跳到150个、160个、180个……一年级的孩子,钢琴考级三级甚至五级六级都不够,还要参加各类比赛……总之就是要“最厉害”“第一名”。更不要说是超前学、超难学,为此不惜投入上万元甚至数十万元以上的培训费。父母的期待压制了孩子的自我期许与愿望,攀比、从众等多种情绪交织在一起,最终汇成校外培训洪流。

学校教育、校外培训和家庭教育并非泾渭分明,而是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规范校外培训重在推进家庭、学校和社会的协同,特别是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协同。毕竟,是否选择、如何选择校外培训,终究依赖于家长的“理性”选择。如何让其真正理性,需要学校教育归位,也需要家庭教育归位,各在其位,协力育人,才能真正实现多样化的素质教育,也才能真正建立起高质量的教育体系。(周秀平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专职副研究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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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遏制校外培训泛滥需做好校内加法

最近几年,中小学培训领域可谓快速崛起。2015年,好未来市值不足50亿美元,截至2020年12月31日,其市值已达429亿美元。2016年,长期以出国留学考试辅导为主的新东方,占比第一的业务也变成了国内中小学培训。

与此同时,在线中小学培训成为投资的风口,一轮又一轮投资涌入,各种辅导班广告频繁在许多重要场合与媒体出现。据不完全统计,超过100亿元估值的校外辅导机构至少超过了8个。

培训机构的崛起,也产生了不少社会问题,引发了舆论热议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,其中不乏相关培训机构过度市场化,焦虑营销、过度营销等原因。不过,在对校外培训机构加强治理力度的同时,也需要多反省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,对校内不适当的减负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,做好校内的加法,最大程度在校内满足多样化与更高质量的教育需求。

培训机构的收入是家长排队交钱“堆”上去的,不是谁命令的。之所以会有如此快速的发展,有一个根本原因,就是其“满足”了家长与孩子的教育需求。

各种调查都表明,在不少城市中,中小学生到校外辅导班上课的比例普遍较高,几乎成了“刚需”。这一现象说明校内教育出现了一些问题,这其中的核心,就是一刀切的减负政策导致“校内减下去,校外加出来”。

“三点半现象”就是其中的典型。我们希望孩子们学业负担轻一点,少一点,下午3点半全部放学。这样的规定,不仅不能满足一些更高、更多元教育追求的需要,也给家长带来了诸多不便,由于下午3点半时仍在上班,家里又无人接送照顾孩子,于是把孩子送到校外培训班成了主要选项之一。一位家长就曾无奈地说:上培训班总比去游戏厅强吧?

减负,是要减去不必要的、多余的负担,而不是都要减、都必须减。不加区别地减负,可能会产生更多问题。要认识到这一点,首先需要对负担有一个全面的认识。

负担首先是一种心理感受:喜欢玩游戏,三天三夜也不会觉得是负担;不喜欢学习,10分钟都是负担。从绝对负担的角度来说,任何对自己有高期望值的人,负担都是重的,这不会因教育制度或者教育理念不同而不同。

美国著名记者爱德华·休姆斯曾经写过一本书《美国最好的中学是怎么炼成的》,书的第一章就记录了惠特尼中学一个高三女生有代表性的一天:喝4杯咖啡,睡4个小时,考4.0的GPA。而原因,就是因为这个女生对自己有非常高的期望和追求。我认识一些在美国最好中学就读的中学生,对他们而言,学习到后半夜再睡觉是家常便饭。但区别是,这些都是孩子们自觉自愿的,没有人逼他们。从绝对负担角度来讲,这些孩子的负担应该超过了大多数中国学生。

从这个角度讲,我们没有道理非要规定一些有更高追求的学生只能学多少、禁止多学。“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”,奋斗是吃苦耐劳,是自强不息。对于这部分学生,我们应该给的是鼓励,是多提供学习的机会,而不是一味减负。

第二,需要承认一个现实:受国情和文化影响,中国家长普遍对子女教育非常重视,对孩子的未来发展也抱有较高期许。这一特点,不完全受教育制度影响。比如,在纽约,伴随华人移民的增多,以当地中考与美国“高考”为核心的辅导班也开始大幅增长,而且主要开设在一些华裔聚居区。

客观来讲,这一特殊文化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困扰,比如容易造成教育功利化等问题,但从积极的角度看,重视教育也是一个良好的文化传统,而且这一追求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。因此,对于一些自身有更高期望的家长与孩子,没有必要、也不可能把负担减下来。一刀切减负的结果,只能是这边减下去,那边加出来。

第三,还需要认识到,每个学生的情况和需求不同,因材施教是教育的基本规律。在减负的过程中,需要筑底,即降低不合理的、过高的基本要求,但不应封顶,否则只能把有更高追求的孩子挤到校外,也不利于国家拔尖人才的培养。

美国公立学校要求普遍较低,甚至会出现较多不及格、不能毕业的现象。但同时,美国的中学里也有“天才班”,也有覆盖全美的“大学先修课程”(AP)。大学先修课程在中学开设,目的就是给学有余力的中学生提供更多学习机会。因材施教是最基本的教育规律,对超纲学、超纲教等严格设限、一刀切的规定,无法真正满足学生的多样化学习需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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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编:钟佳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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