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我们能把国企分红制度改革在更大范围内推广，并引入奖励机制，确保企业利润直接进入财政部管理的公共资金中，那将迅速对家庭消费产生巨大刺激作用，并有效抑制部分企业的过度投资冲动。　

　　降低中国整体储蓄率的方法很多，其中一些是有益的，另一些则存在弊端，并将对家庭和企业产生影响。

　　例如，经济增长放缓有助于减少储蓄。因为收入增长放缓意味着政府、家庭和企业可能将动用储蓄来维持当前支出水平。但这对于家庭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。同时，经济增长放缓意味着投资将放缓，因此 “过剩”储蓄如何变动并不确定。如果经济陷入衰退，投资降幅超过储蓄降幅，这将使得中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更为失衡。

　　此外，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会拖慢中国储蓄率的增速。储蓄率偏低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会越来越大，更多老年人也决定将储蓄更多用于消费。但这还需要一段时间。

　　家庭消费游戏规则应改弦更张

　　从根本上说，如果家庭收入得不到提高，医保和养老金体系没有完善，鼓励家庭消费就无从谈起。因此，与降低家庭储蓄率或刺激投资相比，我们更应关注如何提高家庭收入以及如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。

　　在1998——1999年间，政府刺激消费的政策取得了显著效果，改变了家庭消费的游戏规则。当时取消了城镇福利分房，原来分配的住房以低廉的价格向租房人出售。通过此举，众多租房户取得了房屋产权成为房主，提升了家庭收入，削减家庭储蓄。事实证明，这一政策在此后的10年间对私人消费提供了重大支撑。

　　10年之后的今天，消费者或许需要从另一次游戏规则的改变中获益。目前旨在刺激农村消费的家电下乡规模仍然有限。除此之外，还存在许多可选方案，但每一样实施起来都有一定困难，具体包括：

　　大规模投入资金完善城乡医保体系。目前医保投入已较过去增加很多，但仍然不够。

　　降低各类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，并简化税率档次。目前，许多家庭需缴纳较高的个人所得税，应考虑降低个税税率。此外，需要改善税收体系，保证对高收入群体课税。

　　另一个选择是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社保缴费额，由国家承担更多社保费用。目前，由企业和员工共同支付的社保缴费相当于工资成本的42%，实属负担过重。这种过重的负担使许多企业和员工开始设法逃避缴费。降低社保缴费，或降低个人收入所得税率，可以提高职工的实际工资水平，进而增强人们的信心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会看到家庭消费的可持续增长。

　　改革利率机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目前，家庭储蓄得到的利息很低，而银行高息向企业放贷以赚取利润。如果存贷款利率都由市场决定，二者将更加接近。这对家庭和企业来说是一个好消息。由于储蓄倾向较强，存款利率提高将显著提升家庭收入。

　　国企红利转移对消费拉动立竿见影

　　鉴于企业的储蓄水平也很高，还需要采取一些有助于降低企业储蓄水平的政策。

　　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，将大部分国企红利转移至公共支出领域。我们认为，在小规模内试行的国企分红制度改革应在更大范围内推广。如果我们能推进该计划，引入奖励机制，并确保企业利润直接进入财政部管理的公共资金中，将迅速对家庭消费产生巨大刺激作用，并可抑制部分企业的过度投资冲动。

　　健全资本市场和银行系统也可拉低储蓄率。如果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能从资本市场得到融资，他们将更乐于将收入用于消费，待需要资金时再从市场上筹资。更加成熟的资本市场还将吸引家庭将存款从银行系统搬出，进而提高家庭投资于资本市场的收益率，并使家庭收入增加。

　　当然，这些政策措施都需假以时日才能见效。在此期间，中国的储蓄率看起来仍将维持高位。假定投资水平不超过储蓄水平，则中国的“过剩”储蓄水平仍较高。对于中国来说，这意味着消费增速仍较慢；而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，这意味着中国还将继续“出口”其“过剩”储蓄。